探谒江南人文始祖泰伯奔吴之谜
□ 高福民
2025年农历除夕，我与老伴又一次来到无锡，与亲家一起过年。大年初一，重访梅里古镇。无锡是今年央视春晚的分会场之一，去年12月4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包括无锡泰伯庙会等民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双喜临门，新春气氛更加浓厚。
梅里古镇
梅里古镇现为梅里街道，无锡市新吴区所辖。我们饶有兴趣地走进梅里遗址博物馆，穿越时空，领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的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5400年）、良渚文化（距今5400—4300年）和马桥文化（距今3900—3200年），而无锡梅里商周文化层的发现以及西周时期具有明显中原文化因素的器物出土，在无锡地区尚属首次。
从参观无锡梅里遗址博物馆说起
在泰伯庙和伯渎河这样关键的地点附近发现这一时期和类型的遗址，为泰伯奔吴等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考古研究线索。透过无锡梅里遗址及出土的器物，可以想见东汉吴郡太守糜豹《泰伯墓碑记》中所描述的场景：“于是筑城以为藩卫，穿浍渎以备旱潦，尚端委以治周礼。数年之间，人民殷富，教化大治，东南礼乐，实始基焉。”也有非遗“泰伯奔吴文化记忆展”，每年正月初九，世界至德宗亲十二姓氏后裔汇聚于此，归宗祭祖。这是对泰伯至德高风的纪念，更是对吴文化传承与发扬的生动展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8年和2019年对无锡泰伯庙旁边的伯渎河两岸台地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2019年7月，梅里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和有关高校的专家认为，无锡梅里遗址是梅里古镇最具核心价值的考古遗址，需要对遗址的核心区域采取永久性的保护措施。
现梅里遗址博物馆内遗址面积约300平方米。其中，“开凿伯渎”图版这样介绍：“伯渎河河岸陡直……明显不是自然形成的河岸。且遗址位于黄土台地上，海拔高于周边3—4米……因此，伯渎河必然是人工开挖形成。考古人员在河岸边还发现两条灰沟。其中一条灰沟通向河边，另一条灰沟与这条灰沟呈垂直关系。这两条灰沟可能是作为引水渠或者护城河使用的。在通向河边的灰沟中，考古人员发现沟底有三个马桥时期的灰坑，在其中一个坑中发现商代陶片……这表明开凿灰沟的时期应等于或晚于马桥时期，应该是商周时期开挖的。梅里遗址的发掘可以证明运河的挖掘时期不早于马桥时期，并且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利用河沟与伯渎河相连为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马桥文化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最早在上海马桥遗址中发现，并于1982年定名为马桥文化。马桥文化紧接在良渚文化之后，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不同，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马桥文化继承了少量良渚文化的因素，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主要是来源于浙西南的山地原始文化，其遗址基本上分布在太湖地区的东部和南部。这表明良渚文化可能后期遭受海侵，先民从低处往高处转移，海侵退后又陆续返回家园。
无锡梅里遗址残余面积约6万平方米，以太湖南约10公里的湖州吴兴毘山遗址发现的马桥时期的一座房址尺度为例来推算，可容纳千余户人家。这与历史文献记载，泰伯奔吴，立为君长，“自号句（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吻合。据无锡梅里遗址博物馆展陈大纲，该遗址发掘马桥文化陶器23件、石器15件、骨角器1件以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器物等。“南北差异”图版介绍说，长江下游地区马桥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在文化内涵上虽然存在着许多相关性，但在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乃至政治关系上，马桥文化则还未纳入中原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其在社会形态发展水平和经济生产上存在明显差距。一些日用陶器的相似之处，反映出马桥文化受到中原商代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并不高，以至于没有更高的生产技术，如青铜时代无青铜，乃至中原礼制
文化并没有完全传播到东南马桥文化地区。
梅里遗址出土的马桥文化遗存遗物保留着原始风貌，现举例分析。陶鸭形壶可能是酒器，最具本土代表性，但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早期墓葬中也发现过鸭形壶。陶刻槽盆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为常见的陶质研磨器具，最早在中原地区发现，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晚期也存在。陶三足盘是盛放食物的器物，常熟钱底巷遗址中也有发现，只是足部已由矮足变成高足，钱底巷遗址在虞山西侧，泰伯的弟弟仲雍及仲雍的曾孙周章两座墓就在山脚下，可供参考。陶盆上有梯格纹，较早见于扬州高邮周邶墩遗址和泰州兴化南荡遗址的龙山文化（距今3800—4300年）遗存。梯格纹在宁镇地区出现较早，属于湖熟文化（距今3000—4000年）的特色纹饰，梅里遗址发现了很多商代晚期的梯格纹陶器碎片。梅里遗址出土的炊具陶鬲，具有明显的周文化因素，这种鬲为褐胎，器表通体饰绳纹，与2002年陕西扶风县黄堆乡齐家村北M4号墓和2004年扶风县法门镇官务村老堡子遗址发掘的陶鬲造型一致，是北方的炊具。这个陶鬲被梅里遗址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有专家猜测，这有可能是当时泰伯奔吴带来的一种器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泰伯奔吴这一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在梅里这个地方。
据柏杨《中国历史年表》，公元前1231年，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卒，子姬季历嗣位，由此可推算泰伯奔吴大致距今3256年。《左传·哀公七年》就记载泰伯来到太湖流域，当地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何为“断发文身”？《史记集解》注：“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我在几年前抢救、挖掘苏州虎丘泥人时，在一个文物展上无意中见到崧泽文化的“断发文身”陶俑和良渚文化的“玉冠形器”。从实物看，断发高髻，修剪短发，玉冠形器估计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戴在头上的，所以文身似龙首图案。从崧泽到良渚，可见这一风俗在太湖流域久已有之（见拙著《虎丘泥人一千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那是千年风俗，因为水网地区环境所致。泰伯选择主动融入当地环境和习俗，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行为充分表明了泰伯让国的决心。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春秋时期的孔子对于泰伯的评价极高，《论语·泰伯》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所谓三让，有两种说法：一是两让季历（古公亶父即大王、太王去世前后），再让姬昌；二是一让季历，二让姬昌，三让仲雍。关于动机，也有多种说法。有关泰伯的史料记载，成书最早的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左传》。在《左传·宫之奇谏假道篇》中载：“（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对于这一段话，南宋朱熹作了注脚：“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太湖流域没有出土能够证明其受商朝控制的文物，说明商朝对江南太湖流域鞭长莫及，所以泰伯兄弟来到了江南太湖流域。还有个说法，季历是太王的后一位夫人太姜所生，而泰伯、仲雍是前面的夫人所生，“姜”就是羌族的女性，就是与羌族的某个部落结亲，这也可能是太王率部落搬迁到周原之后，要站住脚跟并不断发展、成就大事，不得不权衡的因素。
梅里遗址博物馆
泰伯奔的“吴”究竟在哪里
西汉汉武帝时代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曰：“吴太伯（注：即泰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这是《吴太伯世家》第一、二节，姬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其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追尊姬昌为文王。
“泰伯奔吴”是出自《吴太伯世家》的一个典故，司马迁认为，长江下游的句吴国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二伯父仲雍兄弟二人开创的部落。司马迁之所以将吴太伯这一篇放在“世家”首篇，旨在歌颂太伯的“三让”，以表达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这与《史记》“本纪”第一篇歌颂尧舜禅让、“列传”第一篇歌颂伯夷是彼此呼应的。
司马迁写吴国的历史，并着重歌颂吴太伯，这对于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由此也引起了一些学术争议。其他不说，就说说泰伯奔的“吴”究竟在哪里吧。泰伯创建吴国的事迹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在春秋后期吴国崛起的时候北方诸国竟然没有一个人对吴国的种姓提出怀疑，甚至连周天子也都承认，而时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却对它提出怀疑，想否定它，这也的确不太容易。但人们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对此，只有寄希望于逐步的考古发掘。当然你有你的考古理解，我有我的考古理解，也没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总是会逐步明朗清楚和不断完善的，学术研究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好，比如说无锡梅里遗址的考古就是积极的态度，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抱着这样的想法，出于文化兴趣，我利用业余时间，前往陕西宝鸡岐山、吴山和山西运城平陆等地走走看看听听，尤其是了解当地人的认知，读书行路，增长见识，颇有收获和启示。
一访岐山。这是泰伯奔吴的出发地，也是先周的大本营、根据地。岐山县城西北6公里凤鸣镇，可见周公庙，三面环山。北为凤凰山，相传是《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之地。南与平地接，形似簸箕状或倒“凹”字，《诗经·大雅》中描述的“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即此。“卷阿”读音“全婀”，指蜿蜒的大陵。周兴起时，许多著名事件都发生在卷阿附近，包括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古公亶父率周族由豳南迁岐山，开创周原发祥地，使周族逐渐兴盛强大，古公亶父被武王追尊为“太王”。周朝的历史跨度从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共传32代37王，延续约790年，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朝代。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周武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平王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其中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唐高祖李渊为纪念曾助武王灭商立国、辅助成王平叛安邦的周公旦，下诏在其制礼作乐的“卷阿”创建周公祠，现为关中地区最大古建筑群和中国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周公庙。周公殿居前，姜姬祠居中，后稷殿居后，当地老百姓称作“姜姬背子抱孙”。姜姬即姜嫄，为圣母，背的子即后稷，名“弃”。因“稷”（谷子）在当时是主要食粮，“弃”被后世尊为农神。后稷殿内，正中供奉手持谷穗的后稷，后稷左侧配祀泰伯、仲雍，右侧配祀季历。由于季历承继大位，其塑像是一副传统的明君形象，而他的两个哥哥却是鲜明的江南“断发文身”形象。触景生情，我忍不住请教年轻的女讲解员，泰伯、仲雍从这里奔吴，奔的“吴”指哪里。年轻的女讲解员回答，“奔向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二访吴山。吴山又称“西吴”，相传是泰伯的封地，也是泰伯奔吴的辗转地，位于今宝鸡市陈仓区新街镇，距岐山100余公里。古公亶父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从小聪慧，知书达理，不同于常人。古公亶父极富远见，说周部族日后要兴旺起来，恐怕就在昌身上吧。相传太伯、仲雍在父亲生病之际，托词去山中采药，在叩村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从岐山出走奔吴山，完全符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以及太伯既要避居让贤，又能奔丧尽孝的需要。父亲去世，兄弟俩回岐山料理丧事之后远赴江南，为什么？因季历恭请太伯接王位，太伯无奈，只好与仲雍带族人再次迁移，于是季历继位。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其子姬昌接位，他天下访贤得姜子牙，三子召公、四子周公旦辅政，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成为周朝奠基者，然后武王一举翦商建立了周朝。吴山并非等闲之地，传说乃虞舜后裔太岳部族发祥之地，是最早祭祀虞舜、炎黄的地方，有“岳山”“吴岳”之称。吴山名称来自虞舜帝之山，“虞”“吴”同音同义，当地“荆吴祖地”“伯仲初始”的遗迹并非空穴来风。吴山海拔2096米，在秦岭与陇山的合围之中，夏商周时期已有封禅的传说，周秦帝王加封为“西镇”。
我与老伴预约了出租车，从宝鸡出发北上50公里，一个小时后来到吴山脚下，山上山下找到三处吴岳大帝庙，即吴山庙的上院、中院和下院，细看庙内尚存的碑上都提到泰伯奔吴至江南。吴山庙中院的道姑热情地对我说：“你们苏锡常太湖流域的吴姓，不少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也就是距今3200多年的泰伯奔吴。”
三访平陆。平陆又称“北吴”（黄河北岸），周武王灭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封虞仲之地。位于今山西平陆北张店镇古城村四周的虞国古城遗址，即司马迁所言“夏虚”，夏朝都城的旧址。这里距黄河大禹渡与河南三门峡很近。虞仲，“虞”为国名，“仲”是人名。司马迁称仲雍的曾孙周章之弟为虞仲，虞仲是泰伯的四世侄孙；但《左传》《论语》都称泰伯之弟为“虞仲”，故《索隐》为此弥缝说：“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虞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
平陆古城村在西周时期是虞国的都城所在地，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现残存城外郭南墙300余米，墙基宽15—20米，夯土层厚6—8米，据说仍保存有3000年前的夯土城墙，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城址附近发现枣园村西周墓群，文物遗存有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的西周青铜器“虞侯政壶”。虞侯政壶是1979年在山西潞城县潞河村发现的，它是存世唯一一件记录了虞国国君名字的虞国青铜器，口内铸铭文4行24字：“唯王二月初吉壬戍，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它与1954年江苏丹徒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虞）侯夨（吴）簋”，一北一南，如出一辙，后者共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周天子册封虞侯为宜侯的历史事件。
我与老伴及驴友在古城村，见到了黄河岸边的地坑院，有老的也有新的，新的是旅游民宿“农家乐”。走到村外，长势良好的庄稼覆盖在考古遗址上，只能看个概貌。见到庄稼地中间一个农家的老夫妻，我说我们是从南方来“走亲戚”的，老夫妻很热情，手指一片庄稼地说，那就是虞国国君的“寝宫遗址”。
这里顺便把司马迁《吴太伯世家》中的一段记载译成白话文：从太伯创立吴国，到第五代周武王灭掉殷朝，吴太伯的后代们封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虞国，在中原地区；一个是吴国，在蛮夷地区。又过了十二代，晋国把中原地区的虞国灭掉了。又过了两代，蛮夷地区的吴国强盛起来……
《史记·世家》
两点思考
1.上述吴文化研究，关键要弄清“吴”“虞”两个字是怎么来的。《论语·泰伯》中“唐虞之际，於斯为盛”说的是唐尧与虞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唐”“虞”为部落联盟，“尧”“舜”则是首领代表性人物，吴泰伯、虞仲与此道理相同。我国早期文字体系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这条“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吴”“虞”涉及虞舜、夏商周以及吴晋秦等诸侯国。先秦以前，“吴”“虞”两字相通。《集韵》释：“虞，古作吴。”至今陕西、山西仍有留下的“吴”“虞”命名的地名，如“吴山”“虞城”等。直到东汉以后，吴、虞两姓始分。从陕西宝鸡吴山的“吴”到江南的“吴”，从山西运城黄河北岸的“虞”到江南的“虞”，一脉相承，弄清楚它们之间历史和文化的有机联系，就不会非此即彼了。学术上要尊重不同见解，没有足够证据，轻易否定千年文献记载是不科学的，即使现代考古也要借鉴权威的历史文献。作为中华区域文化，吴文化源自“江南始祖”泰伯、仲雍，从泰伯、仲雍离开岐山躲到他们的根据地吴山，后又来到长江以南太湖之滨，立国“句吴”，包括仲雍及其后世“北虞”与“南虞（宜）”的关系，可窥见由此带来了中原礼制道德和先进农业技术，使黄河流域文明与太湖流域吴文化包括湖熟文化相融合，逐步形成兼容并蓄、包孕吴越的子文化吴文化。“吴文化”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吴文化指先秦吴国的考古文化，即从商末泰伯建句吴到公元前473年夫差被越王勾践所灭，时间延续约650年。
2.随着现代考古的深入和拓展，太湖流域中华文明探源及吴文化，脉络逐步清晰。比如，苏州太湖三山岛遗址和被称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的草鞋山遗址，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和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张家港东山村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址，常州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寺墩崧泽—良渚文化遗址，无锡梅里遗址和鸿山泰伯墓，苏州泰伯庙和常熟虞山仲雍墓、周章墓，镇江丹徒“宜侯夨簋”遗址，常州武进淹城春秋遗址，苏州木渎古城春秋遗址和无锡阖闾城遗址、鸿山遗址，现存苏州古城及金城新村遗址，等等。太湖流域中华文明探源要与浙江钱塘江流域良渚古城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文化考古多元互动，逐步梳理清楚，绝不是单打一、就事论事。举例说，1973年草鞋山遗址首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身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70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同样，太湖流域中华文明和吴国史考古也要与相关地域考古相互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作者系苏州市第三届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